靖康之耻到底因何而起?赵匡胤埋下祸根,宋徽宗的一个毛病是诱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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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oto by Nicole Honeywill on Unsplash

小时候上历史课,最不喜欢的两段历史时期,一个是清朝末年的内忧外患,另一个就是大宋朝的靖康之耻了。记得每次学习时,在讲台上的老师声音低沉,台下的我们听得也是备受煎熬,唉声叹气。

以至于长大成人之后,我选择历史方面的书籍时,都会故意躲开这两段时期,总觉得自己的小心脏无法支撑自己回顾那段沉重、屈辱历史。

前段时间,有个朋友强烈推荐了郭建龙著的《汴京之围》,我一看讲的就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历史细节,着实开始抵触起来。但是,我又看到了封面上写的两行小字:用丰富史料复原多方立场,以叙事笔法书写盛衰之思。

这一下子又让我对此书有了兴趣。

学习历史有什么意义呢?

唐太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:“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

可是,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,读史人就必须要摘下有色眼镜,不先入为主,尽可能的从一个平和与客观的角度去回顾那一段历史。

这个时候,就需要一本好的历史书的帮忙了。

可什么样的历史书是好书呢?我认为有两点:

一是要诚实的叙述历史,不拘泥于一个视角,多方面还原。

二是少自我发挥,少慷慨陈词。

现在,很多畅销的历史著作,很多是走“戏说”路线,为了迎合大众,很多创作者不惜将历史人物“人设化”,“脸谱化”。甚至杜撰出各种名人轶事,情感绯闻,来吸引读者阅读。

以至于让很多读者觉得,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个柔情铁汉,汉高祖刘邦是花心大渣男。再提到靖康之难的宋徽宗,就马上想到他和李师师的那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。

我想,这样戏说甚至是虚构性质的历史书,已经根本不具备让后人“以古为镜”的作用了吧。

除了要正经的陈述史实以外,这本书的作者最好少去自我发挥,少讲解自己的观点。

人们阅读时,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。因为人们是跟着创作者的思路去阅读的,很容易就直接将脑袋交给作者,作者说什么,读者就信什么。

如果作者陈述过多自己的观点,读者会很容易被影响到。

为了让读者在阅读时进入“无我之境”的状态,作者就先要在陈述史实时,抛弃自我。

具备这两点的,我认为就是好的历史书。

而这本《汴京之围》恰恰就是这样的书。

知道靖康之难的朋友,大多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:“靖康之难这样的悲剧事件到底为何发生?”

是啊,在我们的印象当中,北宋可以被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了。尤其是宋仁宗时期,经济发达,百姓和乐,君臣和谐。

从1063年,宋仁宗归去之后,到1127年靖康之难,从盛世到亡国,短短64年,一个帝国就轰然灭亡了。怪不得有网友说,靖康之难与安史之乱,都说明了时局也和小孩子的脸一样,说翻就翻,说变就变!

在《道德经》有这样一句话:““祸兮福之所倚;福兮祸之所伏。”意思是福与祸相互依存,互相转化的,好事下也蕴含着坏事的“种子”,如若处理不当,好事也会引发坏事的结果。

用这个来形容靖康之难,实在是太恰当了。

可是,在盛世之下的大宋朝,到底有哪些原因致使其以一个如此难堪的方式覆灭亡国呢?

纵观历史,你会发现,每个朝代的灭亡,不是因为钱,就是因为兵。

北宋也不例外。

困扰北宋最大的问题是“三冗”问题,即冗官、冗兵、冗费。

众所周知,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才当上了皇帝。自古以来,当皇帝是讲究合法继承性的,赵匡胤显然不具备。

名不正,言不顺的皇帝,要想巩固皇权,往往采取的招数,要么严刑酷法镇压之,谁不服气杀谁!要么就是宽以待人,实行怀柔政策来安抚。赵匡胤选择了后者。

他虽然推翻了后周的政权,但却没有赶尽杀绝,反倒是继续让他们当官发财,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以保持政权的稳定。

也许,从前期上看,这并没有什么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的财政需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,包袱也越老越大。

除了钱上的问题,北宋在“兵”上的问题,则体现在“兵弱”上。

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后代的君主必然会引以为戒。要想防止地方政权起兵造反,就必须要削弱他们的权利,于是,军事官僚系统被设计的相当复杂。

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,负责调兵,但是练兵又不归他们管。

三衙,分别为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,他们负责统领全国的禁军和湘军,负责练兵,但是打仗时,领兵又不归他们管。

领兵需要另设将帅。

除此之外,各地方还会有很多军事职务,来负责当地驻兵的监管、协调和后勤。

这样的做法,虽然将权利分散,互相牵制,的确降低了地方割据,起兵造反的可能性,可是,却牺牲的是军队的战斗力。

你想,打仗,说白了是将军和士兵的配合,可是,调兵的不负责练兵,练兵的不负责统帅,彼此都陌生,一不熟悉,二没有忠诚度,三调兵规则复杂,战线拉得太长,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?

所以,总的来说,北宋的覆灭,也许从建国那一天起,就已经注定了。

一个悲剧事件的根本原因弄清楚了,那么,导火索是什么呢?

有的观点会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宋徽宗赵佶身上。觉得他昏晕无能,沉溺于女色,懒于朝政。

可是,有这样特点的皇帝,不在少数,也不是每个都成为朝代终结者啊?

在品读历史时,我们会容易从道德层面上去判断这个人的功过,尤其对皇帝。可道德和治理国家的能力,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。

就拿懒政来说,宋仁宗也不怎么勤奋啊,还有明朝的明神宗朱翊钧,但人家也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光景。

罗振宇在讲明朝时,也曾经说过,这个皇帝如果懒,没事,只要他不去瞎干预朝政,这个官员体系会自行运转。不会耽误事。

所以,懒政的皇帝,未必就不是个好皇帝。

朝堂灭了,就将责任全部推到皇帝身上,然后皇帝再将责任推到女人身上,最终得出“红颜祸水,美色误国”的“传世真理”,这样的经验教训总结,不仅是粗暴片面的,更是没有什么价值。

当然了,我也并非在给宋徽宗洗白。

在我看来,宋徽宗最大的毛病,恰恰就是宋朝权臣章惇对他的评价,过于轻佻。

在宋哲宗英年早逝之后,因为他没有子嗣,于是需要从宗室子弟当中选择继承人。太后与宰相章惇、枢密使曾布商议,章惇推荐了简王,申王,但都被一一否决,太后则推荐是端王赵佶。

章惇则说:“端王轻佻,不可以君天下”。

但终究是没有挽回局面,端王赵佶顺利登基,章惇自然不被重用,被贬职到雷州之后,又被诬陷谋反,最终被打倒,子孙永世不得为官。

到底什么是轻佻?

它指的是言语举动的不庄重,不严肃,行动不沉着,不稳重。

在我看来,不沉着,不稳重,也许是章惇觉得赵佶难当大任的原因。

而从宋徽宗在朝堂外交上的一系列谋划上来看,章惇还真的没有看走眼。

其实,我并非严谨的历史爱好者,以上所言多有班门弄斧之嫌,个人拙见,望大家见谅。

总的来说,这本《汴京之围》是我近几年来所看的历史读物中很出色的一本。作者用详实的史料,通俗易懂的笔法,开放新奇的视角来讲解靖康之难,其中书中的画外音《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?》那一节,十分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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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:time刚刚好;

作者简介:time刚刚好,专栏作家,职业撰稿人。一枚用大白话讲干货的萌萌哒,time专注分享两件事:一是自我提升,二是内容创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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