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:他是大清中兴之臣,内圣外王,内方外圆终成一世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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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曾国藩:大清中兴臣,远东华盛顿

   说起这曾国藩,在我们所受教育的那个年代那可是妥妥地大坏人一枚,他外号“曾剃头”,也就是杀人如麻的意思,他就是腐朽,落后,封建,残酷及假道学等一切坏名词代表。

   但是,虽然是将他定格在坏人之列,却也隐隐地知道,不仅是另一个坏人蒋介石很佩服他,并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也很崇敬,只是当时看不见相关资料,不敢乱说。

   及至后来才看见毛主席的评价,老人家是这样说的:“予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。观其收拾洪、杨一役,完美无缺,使以今日易其位,其能如彼之完满乎?”他称曾国藩是:“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。” 这看似有此矛盾,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,却佩服一个地主阶级的厉害人物,这曾国藩身上一定有着超乎常人的优异之处。

  

   曾国藩,字伯涵,号涤生,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,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与胡林翼并称“曾胡”,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,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,封一等毅勇侯,61岁逝世,谥曰文正。

   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咸丰和同治两朝,大致分为前期的考科举和京官生涯,中期的办团练和建湘军,以及同太平军血战直到攻克天京,后期则是自动解散湘军,任官守成直至善终。

   他作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,一生的荣辱起落都与太平天国有关,这对清廷来说那叫有续命之功,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是站在哪个角度,剿灭太平天国都是他人生的主线;建国后因为提倡的是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,洪杨一党是被奉为英雄人物,那作为对立面的曾国藩自然就难逃反动之责了。

  

   美国的黑尔博士将他称为是“远东的华盛顿”,这是站在传统角度,即维系国家利益和政府功效而言,对一切有利于国家安定的人物,都是肯定的,这样来看,曾国藩得到这样的荣誉那是理所应当的。

   曾国藩家庭出生一般,大约属于小康之家吧,据说他的先祖是宗圣曾子,这个就有点难以考证了,权信之吧。他小时候并不聪明,可以说是个笨小孩,一个破秀才考了七次,一直到23岁时才以全县倒数第二名勉强被录取,接下来的科举之路走得也异常艰难,多次落第,29岁才以三甲之赐同进士出身挤进官场。

   大家知道,科举登顶者共分三个档次,一甲三名,状元榜眼和探花,这个叫进士及第;二甲人数稍多些,叫进士出身;三甲就更多些了,叫赐同进士出身。我见很多人将三甲认为是状元榜眼和探花,将考上进士统称为进士及第,这些都是不对的。

  

   按说曾国藩这样的成绩已是很不容易了,至少比现在的清华北大要高出许多,但如果同李鸿章和梁启超一类以才气见长之人相比,这也不算个啥了,不是有个对联叫作“替如夫人洗脚,赐同进士出身”嘛。

   但曾国藩的笨是被广为认可的,如左宗棠等人就说他一生“不以才气见长”,即使他自己也是承认他笨,后来他在同太平军对垒的基本战法是“结硬寨,打呆仗” 就如同一条蟒蛇一般,将太平天国给活活给缠死。

   对曾国藩的“笨”其实可以这样地认为,他是个思想简单,很单纯之人。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似乎总觉得有些怪异,但真实的曾国藩还真是很单纯,他苦读圣贤书,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,也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别人,甚至皇帝。

   他考中进士后做了十年京官,官运还算顺畅,他那简单的思维方式是一直同他相伴相随。按说他这样的不随和是不太容易在官场混出名堂吧,可奇怪的是他却是十年七迁,连升十级,40岁时官居从二品,相当于副部级官员了,可能他办事还是很有能力的吧。

   {!-- PGC_COLUMN --}

  

   他一直以圣贤之道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一心要学做圣人,经常同倭仁等一帮清流混在一起,以道学家面孔处世。他看不惯这个,瞧不起那个,对官场上虚伪圆滑、尔虞我诈那一套很是不耻,将自己弄得如屈原般的“世人皆浊我独醒”,最后甚至同皇帝都闹得有些不愉快,直到他因回家“丁忧”,又因太平天国事起而兴办团练,这就是后来著名地湘军。

   办团练实际上就是中央认可地方和个人拥有武装,当然这个武装要统一受朝廷节制以抵御太平军,这主要就是人和钱两件事,人是靠自己招募,可这钱朝廷是不出的,也出不起,于是只好推由地方或个人解决。

   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最为悲催的,他率军出湘,以他那种“文死誎,武死战”,儒家做人为国的道德标准去同太平军作战,因他没有督抚之权,谁又愿意将自己好不容易收上来的粮钱去养你这“客军”,结果是处处碰壁。

  

   曾国藩于是就利用自己有那所谓的“专奏”之权,成天地投诉这个,参奏那个,人倒是被他整跨了不少,可得罪的人也是越来越多,弄到后来,竟没人愿意同他共事为伍了。

   于是,他又回乡“丁忧”去了,这一去就是两年,在这两年中,他反省自己,终于悟出了自己处世之不足,他变得通达和圆润了,如果说人话就叫“圆滑”了,懂规矩了,再不同皇帝和同僚们硬碰硬了,甚至许多渣渣小吏都礼尚有加,他变成了一个诚实有信,和蔼可亲的儒将。

   他第二次出山后的表现让大家都大吃一惊,很是谦恭,四处投书以求“指针”,这甚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都深以为忧,他们以为曾国藩是委曲求全,失掉了原有的方刚之气。

   其实,并不是曾国藩变得世俗了,他依然还是原来的曾国藩,他并没有被现实逼得堕落,由一个铁骨铮铮的文士堕落为一个官僚市侩,他只是变得更加地圆润,学得会处世了,仅此而已。

  

   曾国藩内心从来没有放弃以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,但他不以此要求别人了,这就是他同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,他内方外圆,成大事者不纠结,且目光长远,凡事既坚持自己的主张,又懂得迂回和婉转;他既不为实现目标而作奉迎之举,又能让别人感觉替他办事是一双赢之事。

   曾国藩是个清官,他一生没给后人留下财产,他去世后的只有家中的一所宅院和一屋藏书,在当时贪墨盛行之时,他洁身自好,这是他的底线。

   他生活简朴,穿衣朴素,甚至有些不修边幅,他不允许家中有多余仆人,他家中女眷每天都要按功课表做很多的事,他所有穿着皆出于夫人和女儿之手,包括儿媳在内的所有女眷从早忙到晚不得歇息。

   在南京总督府内,每天晚上都是这一种情景,曾国藩秉烛批阅公事,而家中所有的女眷们在一边点灯织布,做着各项女红,这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和少有的一幅画面。

  

   但是,他又要收礼,老部下鲍超带着几十箱礼物为他祝寿,他收下一顶小帽;当地官员带着大批古董字画送礼,他挑了几领草席。这种做法叫“不让别人难堪”,他内心是从不以清官形象示人,低调做人,离任时数万小金库的银两,让儿子去京城悄悄散尽。

   曾国藩最怕别人将他视为清官,他绝不想如当年海瑞那样,成为一个道德标杆,因为他知道,一旦那样便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,没人愿意同你共事,他曾经说过“尤不愿得清官之名”,他遵循官场一切明规则和潜规则,做一个内清外浊、内方外圆的“清官”。

   最不容易的是攻克天京后,他不居功,主动将数十万湘军裁撤,只留下万余人剿灭捻军,且全数交给满蒙将领率军,自己则退居二线,这让清廷可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,这也是他得以善终最根本的原因。

  

   他知人善用,官场最常见的就是相互倾轧,忌妒拆台,但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,他的幕僚和门生众多,在他的提携下,都成就了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功勋,如胡林翼,左宗棠及李鸿章等等,即使后来这些人的声名与他平分秋色,他也绝无妒忌之心,这点在历朝官场可谓是极为罕见。

   我看见很多人在评论曾国藩为何不趁着剿灭太平天国后,湘军强势,大可一举推翻清王朝,恢复汉人统治,反而效忠外族,是典型的首席汉奸云云。

   首先,这个同汉奸没半毛钱的关系,满人统治早已被国人所认可,要说汉奸,除了造反的,那全国人民都是汉奸了,这说不通嘛。而如曾国藩这样的士人,都是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者,忠孝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,他如何能推翻自己力保的朝廷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  

   这就如同有些人苛责“秦始皇为什么不解放秦国所有的奴隶,实现社会主义”一样地荒谬,评价一个历史人物,一定要放在当时环境下来考量,在传统儒学的熏陶下来成长起来的曾国藩,做到了他认知范围范围内的极致,匡君辅国,仅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尊敬了。

   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自顾炎武后就被后人所认可,对当时来说,亡国无非是换个姓,甚至是换个民族来统治,这与老百姓都无关系,关键是要对老百姓好,谁当皇帝都是无所谓的;但如果亡了天下,就意味着人民活不下去了,失去了生存之根本,那是万万不能的,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并没有腐朽到亡天下之地步。

   其次,说这话的人是将着眼点放在军力对比上的,不可否认,依当时的湘军对抗满清当时能调动的兵源那是绰绰有余,天下能打之兵80%是他直接或间接带出来的。要学那赵匡胤来件黄袍披披,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。

  

   但我们要看见另一面,即使曾国藩有想法,而他手下那些人,个个都是忠君之人,肯定不会同你曾大人一起来做这叛逆之事的。而他本人对此也属禁区,唯恐避之不及。

   据野史记载,当时俘获李秀成时二人有过交流,忠王提议以太平天国全部力量加上湘军,合力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;此事真伪难辨,我们只知道曾国藩在捕获李秀成16天后,没有请示上方便匆匆将其杀害,从这点看,也许真有此事,因为,这触及了曾国藩的底线。

   至于说到曾国藩杀人如麻,这个就属于战争哲学的问题了,如果我们能理解当年白起和项羽为何要坑杀那么多放下武器的士卒,也许就能理解曾国藩所为了,战争是残酷的,玉石俱焚是战争中最容易发生之事,何况对手是凶悍的,以宗教兴军的太平天国。

  

   这点曾国藩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,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:“虽使周孔生今,断无不力诛灭之理。既谋诛灭,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”,想想也是,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,那白起难道会将那四十万降卒放回,重新拿起武器来对抗秦国吗,不可能嘛。

   曾国藩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离世的,离世前一年却又因被调去处理天津教案落下了卖国的罪名,这其实是怪不得他的,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是内忧外患,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,一个终身都以圣贤之道严格要求自己的曾国藩终于又替朝廷档了枪,他本人也很是不爽,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写下“内疚神明,外惭清议。”之句,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

   在他身后的不同时期,一直都是被世人关注的重要人物,他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,作为一个无论是家世及才情都十分平庸之人,如何能在那个年代崛起,从一介布衣做到肱骨大臣,所以,他一直是被作为一部成功学的教科书被后人仔细地研读。

  

  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研读,曾国藩虽说都是见仁见智之人,但有一点应该是共通的,这就是要承认他是个成功人士,也许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“最厉害的人物”的意思吧,尤其是他内圣外王,内方外圆的处世原则,这怎么说也是对人生有益的,尽管有人说他是老奸巨猾也好,伪君子也好,如能学得一二,必将有益一生。

   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,曾国藩是哪样都不缺,他修身齐家,治军治国,用一生的时间做到了三立,此番毅力和胆识令人激赏,所以,后人将他称为圣人,这是有道理的。

   至于说曾国藩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,其实是说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,对盛行于世的各种“法则”有了宽容之心,且不给人难堪;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有限,关键是要看如何能调动同他一切相关之人的能力,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,我想,这才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。

  

  

   曾国藩:大清中兴臣,远东华盛顿

   说起这曾国藩,在我们所受教育的那个年代那可是妥妥地大坏人一枚,他外号“曾剃头”,也就是杀人如麻的意思,他就是腐朽,落后,封建,残酷及假道学等一切坏名词代表。

   但是,虽然是将他定格在坏人之列,却也隐隐地知道,不仅是另一个坏人蒋介石很佩服他,并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也很崇敬,只是当时看不见相关资料,不敢乱说。

   及至后来才看见毛主席的评价,老人家是这样说的:“予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。观其收拾洪、杨一役,完美无缺,使以今日易其位,其能如彼之完满乎?”他称曾国藩是:“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。” 这看似有此矛盾,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,却佩服一个地主阶级的厉害人物,这曾国藩身上一定有着超乎常人的优异之处。

  

   曾国藩,字伯涵,号涤生,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,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与胡林翼并称“曾胡”,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,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,封一等毅勇侯,61岁逝世,谥曰文正。

   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咸丰和同治两朝,大致分为前期的考科举和京官生涯,中期的办团练和建湘军,以及同太平军血战直到攻克天京,后期则是自动解散湘军,任官守成直至善终。

   他作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,一生的荣辱起落都与太平天国有关,这对清廷来说那叫有续命之功,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是站在哪个角度,剿灭太平天国都是他人生的主线;建国后因为提倡的是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,洪杨一党是被奉为英雄人物,那作为对立面的曾国藩自然就难逃反动之责了。

  

   美国的黑尔博士将他称为是“远东的华盛顿”,这是站在传统角度,即维系国家利益和政府功效而言,对一切有利于国家安定的人物,都是肯定的,这样来看,曾国藩得到这样的荣誉那是理所应当的。

   曾国藩家庭出生一般,大约属于小康之家吧,据说他的先祖是宗圣曾子,这个就有点难以考证了,权信之吧。他小时候并不聪明,可以说是个笨小孩,一个破秀才考了七次,一直到23岁时才以全县倒数第二名勉强被录取,接下来的科举之路走得也异常艰难,多次落第,29岁才以三甲之赐同进士出身挤进官场。

   大家知道,科举登顶者共分三个档次,一甲三名,状元榜眼和探花,这个叫进士及第;二甲人数稍多些,叫进士出身;三甲就更多些了,叫赐同进士出身。我见很多人将三甲认为是状元榜眼和探花,将考上进士统称为进士及第,这些都是不对的。

  

   按说曾国藩这样的成绩已是很不容易了,至少比现在的清华北大要高出许多,但如果同李鸿章和梁启超一类以才气见长之人相比,这也不算个啥了,不是有个对联叫作“替如夫人洗脚,赐同进士出身”嘛。

   但曾国藩的笨是被广为认可的,如左宗棠等人就说他一生“不以才气见长”,即使他自己也是承认他笨,后来他在同太平军对垒的基本战法是“结硬寨,打呆仗” 就如同一条蟒蛇一般,将太平天国给活活给缠死。

   对曾国藩的“笨”其实可以这样地认为,他是个思想简单,很单纯之人。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似乎总觉得有些怪异,但真实的曾国藩还真是很单纯,他苦读圣贤书,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,也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别人,甚至皇帝。

   他考中进士后做了十年京官,官运还算顺畅,他那简单的思维方式是一直同他相伴相随。按说他这样的不随和是不太容易在官场混出名堂吧,可奇怪的是他却是十年七迁,连升十级,40岁时官居从二品,相当于副部级官员了,可能他办事还是很有能力的吧。

   {!-- PGC_COLUMN --}

  

   他一直以圣贤之道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一心要学做圣人,经常同倭仁等一帮清流混在一起,以道学家面孔处世。他看不惯这个,瞧不起那个,对官场上虚伪圆滑、尔虞我诈那一套很是不耻,将自己弄得如屈原般的“世人皆浊我独醒”,最后甚至同皇帝都闹得有些不愉快,直到他因回家“丁忧”,又因太平天国事起而兴办团练,这就是后来著名地湘军。

   办团练实际上就是中央认可地方和个人拥有武装,当然这个武装要统一受朝廷节制以抵御太平军,这主要就是人和钱两件事,人是靠自己招募,可这钱朝廷是不出的,也出不起,于是只好推由地方或个人解决。

   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最为悲催的,他率军出湘,以他那种“文死誎,武死战”,儒家做人为国的道德标准去同太平军作战,因他没有督抚之权,谁又愿意将自己好不容易收上来的粮钱去养你这“客军”,结果是处处碰壁。

  

   曾国藩于是就利用自己有那所谓的“专奏”之权,成天地投诉这个,参奏那个,人倒是被他整跨了不少,可得罪的人也是越来越多,弄到后来,竟没人愿意同他共事为伍了。

   于是,他又回乡“丁忧”去了,这一去就是两年,在这两年中,他反省自己,终于悟出了自己处世之不足,他变得通达和圆润了,如果说人话就叫“圆滑”了,懂规矩了,再不同皇帝和同僚们硬碰硬了,甚至许多渣渣小吏都礼尚有加,他变成了一个诚实有信,和蔼可亲的儒将。

   他第二次出山后的表现让大家都大吃一惊,很是谦恭,四处投书以求“指针”,这甚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都深以为忧,他们以为曾国藩是委曲求全,失掉了原有的方刚之气。

   其实,并不是曾国藩变得世俗了,他依然还是原来的曾国藩,他并没有被现实逼得堕落,由一个铁骨铮铮的文士堕落为一个官僚市侩,他只是变得更加地圆润,学得会处世了,仅此而已。

  

   曾国藩内心从来没有放弃以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,但他不以此要求别人了,这就是他同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,他内方外圆,成大事者不纠结,且目光长远,凡事既坚持自己的主张,又懂得迂回和婉转;他既不为实现目标而作奉迎之举,又能让别人感觉替他办事是一双赢之事。

   曾国藩是个清官,他一生没给后人留下财产,他去世后的只有家中的一所宅院和一屋藏书,在当时贪墨盛行之时,他洁身自好,这是他的底线。

   他生活简朴,穿衣朴素,甚至有些不修边幅,他不允许家中有多余仆人,他家中女眷每天都要按功课表做很多的事,他所有穿着皆出于夫人和女儿之手,包括儿媳在内的所有女眷从早忙到晚不得歇息。

   在南京总督府内,每天晚上都是这一种情景,曾国藩秉烛批阅公事,而家中所有的女眷们在一边点灯织布,做着各项女红,这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和少有的一幅画面。

  

   但是,他又要收礼,老部下鲍超带着几十箱礼物为他祝寿,他收下一顶小帽;当地官员带着大批古董字画送礼,他挑了几领草席。这种做法叫“不让别人难堪”,他内心是从不以清官形象示人,低调做人,离任时数万小金库的银两,让儿子去京城悄悄散尽。

   曾国藩最怕别人将他视为清官,他绝不想如当年海瑞那样,成为一个道德标杆,因为他知道,一旦那样便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,没人愿意同你共事,他曾经说过“尤不愿得清官之名”,他遵循官场一切明规则和潜规则,做一个内清外浊、内方外圆的“清官”。

   最不容易的是攻克天京后,他不居功,主动将数十万湘军裁撤,只留下万余人剿灭捻军,且全数交给满蒙将领率军,自己则退居二线,这让清廷可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,这也是他得以善终最根本的原因。

  

   他知人善用,官场最常见的就是相互倾轧,忌妒拆台,但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,他的幕僚和门生众多,在他的提携下,都成就了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功勋,如胡林翼,左宗棠及李鸿章等等,即使后来这些人的声名与他平分秋色,他也绝无妒忌之心,这点在历朝官场可谓是极为罕见。

   我看见很多人在评论曾国藩为何不趁着剿灭太平天国后,湘军强势,大可一举推翻清王朝,恢复汉人统治,反而效忠外族,是典型的首席汉奸云云。

   首先,这个同汉奸没半毛钱的关系,满人统治早已被国人所认可,要说汉奸,除了造反的,那全国人民都是汉奸了,这说不通嘛。而如曾国藩这样的士人,都是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者,忠孝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,他如何能推翻自己力保的朝廷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  

   这就如同有些人苛责“秦始皇为什么不解放秦国所有的奴隶,实现社会主义”一样地荒谬,评价一个历史人物,一定要放在当时环境下来考量,在传统儒学的熏陶下来成长起来的曾国藩,做到了他认知范围范围内的极致,匡君辅国,仅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尊敬了。

   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自顾炎武后就被后人所认可,对当时来说,亡国无非是换个姓,甚至是换个民族来统治,这与老百姓都无关系,关键是要对老百姓好,谁当皇帝都是无所谓的;但如果亡了天下,就意味着人民活不下去了,失去了生存之根本,那是万万不能的,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并没有腐朽到亡天下之地步。

   其次,说这话的人是将着眼点放在军力对比上的,不可否认,依当时的湘军对抗满清当时能调动的兵源那是绰绰有余,天下能打之兵80%是他直接或间接带出来的。要学那赵匡胤来件黄袍披披,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。

  

   但我们要看见另一面,即使曾国藩有想法,而他手下那些人,个个都是忠君之人,肯定不会同你曾大人一起来做这叛逆之事的。而他本人对此也属禁区,唯恐避之不及。

   据野史记载,当时俘获李秀成时二人有过交流,忠王提议以太平天国全部力量加上湘军,合力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;此事真伪难辨,我们只知道曾国藩在捕获李秀成16天后,没有请示上方便匆匆将其杀害,从这点看,也许真有此事,因为,这触及了曾国藩的底线。

   至于说到曾国藩杀人如麻,这个就属于战争哲学的问题了,如果我们能理解当年白起和项羽为何要坑杀那么多放下武器的士卒,也许就能理解曾国藩所为了,战争是残酷的,玉石俱焚是战争中最容易发生之事,何况对手是凶悍的,以宗教兴军的太平天国。

  

   这点曾国藩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,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:“虽使周孔生今,断无不力诛灭之理。既谋诛灭,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”,想想也是,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,那白起难道会将那四十万降卒放回,重新拿起武器来对抗秦国吗,不可能嘛。

   曾国藩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离世的,离世前一年却又因被调去处理天津教案落下了卖国的罪名,这其实是怪不得他的,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是内忧外患,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,一个终身都以圣贤之道严格要求自己的曾国藩终于又替朝廷档了枪,他本人也很是不爽,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写下“内疚神明,外惭清议。”之句,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

   在他身后的不同时期,一直都是被世人关注的重要人物,他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,作为一个无论是家世及才情都十分平庸之人,如何能在那个年代崛起,从一介布衣做到肱骨大臣,所以,他一直是被作为一部成功学的教科书被后人仔细地研读。

  

  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研读,曾国藩虽说都是见仁见智之人,但有一点应该是共通的,这就是要承认他是个成功人士,也许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“最厉害的人物”的意思吧,尤其是他内圣外王,内方外圆的处世原则,这怎么说也是对人生有益的,尽管有人说他是老奸巨猾也好,伪君子也好,如能学得一二,必将有益一生。

   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,曾国藩是哪样都不缺,他修身齐家,治军治国,用一生的时间做到了三立,此番毅力和胆识令人激赏,所以,后人将他称为圣人,这是有道理的。

   至于说曾国藩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,其实是说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,对盛行于世的各种“法则”有了宽容之心,且不给人难堪;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有限,关键是要看如何能调动同他一切相关之人的能力,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,我想,这才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。